尽管那个可怕的年代已经再不会发生了，但现在仍有许多人，睡在半夜从恶梦中惊醒，梦见了那个可怕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人们又在排队抢购东西，又在抢拔苦菜，又在批判会上被批判，又坐在大卡车上往回返……怕不到东西、怕拔不上苦菜、怕批斗、怕迁返回家、怕……怕醒了，出一身冷汗，原来是梦。

　　尽管六、七十年代，人们过着那样艰难痛苦的生活，但政府从来没有公开承认有失败的地方、有错误的地方或有过失、不足的地方。即使在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但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谁也不敢提“饿死”二字，否则会坐牢、杀头。只有在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才说上一句真话，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承认：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只有这一次。

　　1976年过春节前，时任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公开向全国人民讲，要保证今年过大年时，每人都能分到1斤白面包饺子吃。今天看来，这才叫真正的国耻！搞了快三十年，搞成这个样子，怎能有脸面对世人！

以上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前陕北人的民生。

　　官迫民反，如不是1978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则很可能发生：陕北将又要出现一个李闯王，因为人们的生活已再不能过下去了，走投无路，要生活，只得造反、起义，即使被打死，总比饿死强，“两害相权取其轻”，说不定还能落个英雄或烈士，为什么说“全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有对比，才能有比较，要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变化，一定要与改革开放前作比较，要有一个参照物，特别是80后出生的孩子，只知道现在，不知道原来，你说的天花乱坠，他就是觉不到有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陕北人民实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农民首先得到实惠，从1980年开始，陕北农民基本不吃糠、野菜了。有了自己的地种、有粮吃了，日子过得热火了，谁也不出去外流了。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九十年代初，家家户户都券石窑，你券五孔，他就券七孔，清水抱厦砖大门，一家比一家修得阔气。随着社会发展进步，陕北人的需求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生存条件、能吃饱肚子、能住上新窑、能穿新衣服，而是追求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精神生活。他们认识到，祖祖辈辈在山疙瘩上，黄土堆里刨不出什么名堂，就纷纷弃农经商、打工，供孩子在名牌学校上高中、上大学，不让下一代再步他们祖上务农的行道，青壮年都进城，现在农村有一些老婆老汉照看枣树、种点水地。特别是进入2000年来，由于地下煤、气、油、盐资源的开发，陕北面貌突飞猛进，榆林成了中国的科威特，外地人都来榆林淘金，有好多人经营房地产、经营煤矿暴富，成了十亿万二十亿万富翁。榆林人有钱了啦！榆林人富啦！奔驰、林肯、宝马车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人到西安、北京、青岛、威海等风景名胜处买豪宅，买别墅；每逢节假日大批旅游团、队出国考察、参观。在国内各大名胜之地游山玩水，休闲度假。陕北人从食难果腹到解决温饱，定、靖、神、府好些农村进入了小康。每年大年不再吃顿饺子，而是全家到大酒店吃年夜饭，旁边有名歌手或乐器伴奏、艺人表演。

　　现在陕北的农村都已通油路、通电话、通电、通电视，每家院子里都有抽水机或自来水，家用电器基本城里有的农村都有。

　　现在农民种地不但不纳农业税， 反而每种一亩地给补贴四、五十元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从古到今没有的事；陕北的农民不吃糠，陕北的干部不吃杂粮，这在陕北也是从来没有的事；因为过去陕北就产五谷杂粮为主。这么大的国家，全民享受合疗、医保，全民实行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在中国也是从来没有的。

　　改革前三十年，中国有七亿人，人民缺吃少穿，遇到灾荒到处逃荒要饭，1974—1975年陕北发生旱灾，佳县二十一万人就有七、八万跑出去要饭，而2001、2002、2003年三年连续时旱灾，人民都衣食无忧，安居乐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人口七亿，现在已达到十三、四亿，人口增加了一倍，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了甚至几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