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西安市委员会高新总支部  侯学正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张照片很特别,那是一张四寸见方的黑白照，上面有一群十八九岁的男学生，一律身着现在看来有点古板、明显不合体的学生服，围着花园里一座假山，姿势各异。有的抱膝对坐，有的孑然独立，有的双手叉腰，一只脚踩在山石上。他们有的表情严峻，有的怡然自得，零零散散或站或坐在假山的各个位置，与现在合影的布局迥然不同。从我记事时起，这张照片就和其他照片一起被镶在一个不大的镜框里，挂上书桌对面的墙上。我在做作业时，常常会抬头看到这张照片，也因此时常猜测着它与我家人之间的关系。

    后来，我终于知道那是我的祖父中学时代与同学的合影，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将现实中的他和这张照片上的联系起来。在我眼里祖父是位有些谢顶，时常穿着农村人常穿的对襟布衫，一年四季都在为农事忙碌的老农。也知道他在青年时代做过教师，但更多时候和其他同龄的农村人一样，是一位经受过诸如土改、合作化、文革等变迁的地地道道的农民。所不同的是他会在每年春节将近的时候为一条街的人家写春联，能写一手过硬的柳体行楷。而且还会在心境不错的时候触景生情的撰写出像“品如宅东一流水，气通终南万里山”这样意境高远的春联来。而这张照片上的祖父只有不到二十岁，和上面的其他人一样，头发修剪得一丝不苟，富有朝气而神情庄重，一副凛然的样子，让人无论如何难以置信。

    我在想，是不是他那个时代的学生都是那种气质？直到很多年以后我见到照片上的另一个人时，才对此有了更深的认识。

    那是1994年夏天一个雨后的上午，我正在新城广场省法院我的办公室里埋头处理文件。祖父拿着一把长把雨伞，脚穿一双低筒胶鞋，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突然到来让我有些手足无措。他拿出一张纸条说明来意，说他要去见一位从台湾回来的同学，让我按纸条上面的地址把他领过去。我隐约感觉到了任务的非同寻常，连忙放下手头的工作，拨通纸条上的电话核对了地址后，便带着他下了办公楼。我挽着祖父的胳膊走出机关大院，穿过车水马龙的新城广场和喧嚣的街市，来到西一路一所普通而幽静的单元房门前。我边敲门边设想着，年轻时分别又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制度中生活几十年，在古稀之年才得以相见的同学见面会是什么样子。开门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祖父在大声报出了他要找的人的名字之后，我们便被客客气气地让进屋里。房子不大，客厅布置的紧凑而雅致。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一位身躯高大、身着只有海外观光客才会穿的休闲衫的老者，显然早已从沙发上起身站着等候多时了。在刚见面的一刻，这位老者和祖父只是相互注视对方，然后不约而同的叫出了对方的名字。也许是因为分别太久，也许是因为各自的人生际遇和生活处境差异太大，也许是因为想问对方的话题太多，两位老人见面后的话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在一阵端茶递水和寒暄之后，还是祖父先开了腔：

    “老同学，你这几十年没变啥，还是上学时候的样子！”

    对方同样用纯正的陕西话回答：

    “变了，咋能不变，老的多了。你也没变啥……”

    交谈就这样开始了，气氛没有我事先想象的那样热烈，但也不生涩，只是平淡的出奇。我知道，他们之间的交谈无论从哪个话题开始，但总有几个话题是绕不过去的，是一定要问的。果然，祖父的问话渐入正题。

    “老同学，你后来是咋样去的台湾，是不是后来参加了‘青年从’？”

    对方回答：“就是，就是。”

    这是第一次听到“青年从”这个名词，我便顺口问了一句：“青年从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