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元月，《图南日报》印了一批日历赠送读者，日历上刊登了石达开的豪语“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正在欧洲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先生看到《图南日报》的日历，非常高兴，决意通过《图南日报》的媒介，大力发展南洋的革命力量。6月，他由欧洲东返，轮船途径科伦坡时，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尤列，请他引见《图南日报》负责人。但是，中山先生被新加坡殖民当局所判的五年不得入境的期限未满，不能登陆。尤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遂要求当地警厅给予通融，使中山先生到达新加坡时得以登岸，与新加坡的革命同志磋商救国大计。登岸后，中山先生对许雪秋、黄乃裳回国宣传革命，策动武装起义表示赞许，同时提出在南洋各地筹建革命团体，开展大规模反清救国运动的主张，受到与会华侨的热烈拥护。会后，尤列等便积极进行筹建新加坡革命团体的工作，陈楚楠则奉中山先生之命前往槟榔屿筹建革命组织。此次路过新加坡，孙中山仅仅逗留了一天，并在新加坡的仁人义士张永福的别墅晚晴园合照留念，然后经西贡去了日本。在日本，孙中山先生以兴中会为基础，联合华兴会（领导人为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光复会（领导人为蔡元培、章炳麟、龚宝铨等）和其他爱国团体及留学日本学生，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决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并将总部设立于日本东京。

    1905年10月，孙中山先生第四次下南洋，受到西贡、堤岸等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中山先生主持成立了西贡同盟分会，继而又转往新加坡。张永福在晚晴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出席会议的有马来亚七州府的爱国侨领五十余人，张永福自动捐出晚晴园作为中山先生的住所和会址，接着，就于1906年二月间成立了新加坡同盟分会。新加坡同盟会在成立之日，入会者就达二百余人，陈楚楠、张永福分别被选为正副会长。此后，孙中山先生又进行了筹集军饷和出版《中兴日报》的工作，同时调遣人员赴马来亚、缅甸、印尼等英荷殖民地设立同盟分会。至此，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的中心。

    1906年，孙中山先生第五次下南洋到新加坡，这时的革命形势已经愈来愈好。中山先生此次南洋之行带了同盟会干部胡汉民同行，他们协助新加坡同盟分会起草了会章并扩大了组织，又听取了回国进行革命活动的许雪秋、黄乃裳等人的汇报，拟定在闽、粤交界的黄冈进行起义。接着便前往马来亚的芙蓉、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宣传革命，发展组织。一时间，吉隆坡同盟分会的人数由几十人发展到上千人，槟榔屿也成立了同盟分会。南洋一带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

    1906年12月，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联络湘赣哥老会发动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在清军的围攻下失败了。此役震动了长江流域各省。清廷知道这次起义是同盟会本部支持的，请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请求，下令驱逐孙中山。1907年3月，孙中山带领汪精卫、胡毅生、黎仲实等同盟会会员离开日本，第六次下南洋去了新加坡。这次到南洋后，中山先生领导了粤、桂、滇三省的数次武装起义。

    1908年5月，粤、桂、滇武装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退居安南河内，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要求，下令驱逐他出境，他毅然带着胡毅生、黎仲实等人到新加坡去，继续致力于宣传革命，组织力量，筹募粮草，做连续发动武装起义的工作，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这期间他利用报刊与保皇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山先生打破旧思想，推翻旧制度，慷慨激昂的革命舆论压倒了保皇党的反革命宣传，进一步唤醒了海外华侨的爱国主义觉悟。防城之役爆发后，同盟会会员分赴海防、西贡、新加坡、暹罗、槟榔屿、吉隆坡、缅甸等地筹集起义经费，当地华侨热烈响应，慷慨解囊，踊跃捐输，还想方设法购买粮械运往起义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