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富于批判精神，他的论述始终围绕着对中国古代知行说的评析而展开。除了对知易行难的批判外，他也批驳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这是需要理论思考的，因为阳明精神在当时被视为进步和解放旗帜，在日本都是显学，不少人认为中国革命和明治维新中阳明精神是一大推力。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命题的背景与中山先生思考知行关系的语境是不同的。王阳明的知行理论和心物关系论是二而合一的关系，他批评朱熹“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2]，认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3]。正是出于这些判断，他重新处理心物和内外的关系，提出了知行合一论。王阳明所说的“知”、“行”概念本身和程朱并无大异，分歧在于对二者关系的看法。阳明倡导新说是为了反对繁琐教条、支离破碎和空思妄行的时代流弊，朱、王毕竟是门内交争。他号称知行合一，其实如何合一呢？他举了疼痛感的例子，借以论证知行分不开，“知”就是反应，连带着是“行”；又以行路为例，说欲行之意是行之始，将意和行当成知和行。另一方面，他用知行互相考评对方，比如学习射箭，你的操作必需射中靶子才叫“知”了，“知”的开始、过程、终了都属于“行”，射不中说明还是不算知得了，也就是说“知”理应包含“行”，反过来也一样。结果，在他那里，知行某种程度上成了交叉、重叠和附随的关系。再一点，他归行入知，为了惩忿窒欲，正心诚意，他断言“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4]。最大的差异是，王阳明一并朱熹的理论主要局限于政治、伦理、心理范围。这些语境和孙先生讨论知行的时代特征、用意、条件等是不一样的。孙先生指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就是为了勉人为善，所以才声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中山先生认为这是“与真理背驰”（6：197）。

    今天我们研究孙先生知难行易说究竟有什么意义？笔者以为，孙先生知行论有适用于科学认知心灵、科学发现或科学性理论逻辑运动问题（小知行环节）的价值，也有适用于科学、理性、知识和社会（大知行环节）的价值。 在我们这个时代，关键是需要合大、小知行环节，从中找到历史的启示和未来的定向，以便更好地认识科学的本质及其发展的模式。孙先生有关知行关系论述的文字昭示出其知、行、知行关系有深邃的内涵和可发展性余地。可以说，他使得中国知行哲学涂上了近代化的、合科学的特色。中山先生终身以革命为使命，可是其知行关系理论确具有一定的广普价值。从他的论证可以看出，放在科学昌明的时代，他所谓“知”，广义上可以诠释为：可理解的、关于原因性的、潜深的、理论性的、经过试验的、有预知性的、系统的知识，是“道”层面的知识，动物不可能有，而只有有理性的人类才可能有知识。这些特点讲的就是科学性知识。他认为，“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中国古代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蜾嬴变螟蛉在各方面违背了“知”的标准，因而都是谬误（6：200）。他所谓“行”，指实行、见于行动、实验、实证、实效、行动及其成果、转化为技术或实际事物等。鉴于身处科学时代，孙先生特重知识，所谓知难行易，其应有的意义之一就是科学知识是难得的，这是崇尚科学，弘扬科学。他曾经就知行难易问过杜威，杜氏说“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6：196）。在《孙文学说》“自序”中，他说：“国民！国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6：159）！用到他自己强调的科学时代，归根结底，就轻重而言，孙先生特别重视的是知识包括科学认知模式，在此基础上才是知行互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