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从革命问题反思而得出的的反思在今天可谓具有不一般的意义，笔者看重的是，从科学发现、认识和社会、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等诸多层次上看，孙先生提出的问题以及其部分回答，昭示了科学知识、思想智慧和理性启蒙的绝对价值。孙先生虽然对某些“新学之士”、“醉心新文化的人”的文化归因论思维以及某些激烈的反传统言论不满，可是他承继中国古代知行关系范畴而又进展到对科学理性的高度重视，并特种认识活动中知行的结构和动力关系，与“五四”宣扬科学精神，倒是有一定的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五四”学者一般虽然口号响亮，然而在对具体的科学认识本质的理解上，未必有孙先生这样的建树。这可能跟孙先生受过系统的现代科学教育有关。

    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学者都知道有个“李约瑟”难题，关于这一问题提出的适当性与否，学界至今争议很大，否定者认为是个假问题（实在是徒限于文字之争，岂有此理），认可者对之作出的回答也五花八门。不管怎样，大多数学者会认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虽然有辉煌的具体成果或者操作的技巧，然而常常是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可以言传，不可以授受；可以授受，却难以创新，始终存在自身的缺陷，归根结蒂就是理论性建构不充分，实证性考量也不够，没有达到近代科学要求的程度。近代科学所需要的基本数学、逻辑基础，特别是自由探索精神、科学实证原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非常之匮乏薄弱的。

    回眸历史，不难看出，近代科学的诞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明特别是科学精神的源头。从古希腊开始，理性精神就埋下了日后西欧文明昌盛的种子。泰勒斯等矢志究明自然的本源，毕达哥拉斯相信宇宙存在必有其数学原理和形式，赫拉克利特坚持寻求自然和思想的“逻各斯”，巴门尼德提出走存在和真理之路，德谟克利特发展了关于物质结构的探索。苏格拉底提出，人应该理性选择有意义的生活，不能浑浑噩噩、随世浮沉。柏拉图开启了理念世界的构造，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规范和类别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声称，人有求知的本性，思辨的生活是人的极乐生活和最高境界。古希腊哲人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纯粹学者人格，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信奉独立自主，以非功利的求知为乐趣，唯有真理是认。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的继承和批判，出现了人文主义的人性解放理论取向，古希腊思想启示和古希腊人的精神成了现代人心灵的一部分，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发现了人本能力和人文的价值。没有这样的地基，十六、十七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

    当然，也不能笼统地说西方人不重行而只重知，就行之于外部、行之于功利等看，西方学人大多不认为“行”是自己的终极皈依，他们更加需要的是知识；但是究其探索的内在结构而言，自然包括“行”，包括观察、实验、验证、试行、实践等。从某种程度上，科学革命时代杰出学者的研究过程内部包含着新的、规范的知行关系安排，即认识和对象相证、理论和实验相须。

    在某种意义上说，孙先生所得出的“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因其已知更进于行”的结论，不只是暗合于近代科学理论知识和实验验证不断循环上升的事实。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学习西医，受的是西式科学教育，以后到美国求学，游历欧美许多国家，思维方式、心理取向上和一般国人已大为不同，例如对中医他一直心存疑虑，而且连四书五经一开始都是看英译本或中英对照本，他一生购买和阅读了大量西方最前沿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可见其受西方科学和文化习染至深，也熟知西方人的精神和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