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据胡景通、严佐民《井勿幕传略》记载：一九一零年六月，“他（井勿幕）和邹子良、郭希仁、张云山、王荣鎭等人集会于小雁塔，商讨起义事宜”。经查未见到这次会议的史料。所谓会议参加者郭希仁在其《从戎纪略》一书中也未提及这次会议。《井勿幕传略》又载：“一九一一年五月，（井勿幕）与张云山、万炳南等密谋，准备大举”。此说来源，亦无证据。这两次与哥老会首领的密谋，如果属实，怎会没有与会者的只言片语呢？为啥查无实据呢？没有证据支撑的事实就不能承认其为事实。
有文章还说：一九一零年七月九（即农历六月初三）日，“井勿幕召集和主持了同盟会和哥老会在大雁塔的结盟会议”。井勿幕确实参加了大雁塔结盟会议，但他“召集和主持”一说，参加过此会人员的回忆文章中，无一有这种说法，只有“联盟宣誓是由哥老会资格较老的朱福胜主持”一说。从已查明参会名单的37人中，30名都是新军中的人，社会上只有7人。从代表的组织来看，陕新军中参加会议的同盟会员9人（除陈同外，其余又全系陆军同学会的会员），陕同盟会参会5人，同盟会参会共计14人，哥老会参加21人，还有两人身份未查明。大雁塔结盟只是在革命目标上取得一致，并未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正如高又民在《我见我知录》一文中说：“但各方外表、形式，仍各不同，主义则一致反清也”。所谓大雁塔结盟建立了“以井勿幕为领导的三合会组织”是不存在的。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张奚若在西安与井勿幕邂逅，谈到对哥老会的不满，张预备外出到汉口，勿幕即叫奚若到武汉搬兵来陕镇压哥老会。张的回忆文章说：“井勿幕希望我见到黄克强（黄当时是大元帅）和黎元洪（黎时任湖北都督）时，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井勿幕写了两封信给黄克强和黎元洪，张凤翙也以陕西都督的名义备了一封正式公事给湖北都督黎元洪，都由我带去。”当张奚若行至南阳时，被当地政府扣压几个月，偷偷将书信销毁，此事最后算不了了之。井勿幕后来又支持张凤翙剪除哥老会的行动，使万炳南及数百哥老会骨干成员惨遭屠杀。
上述史实说明，在秘密活动的前期，井勿幕就不主张联络哥老会，后来因孙中山、黄克强要求各地联络哥老会，回陕才安排联络哥老会。新军起义之后，井对哥老会的一些行动非常反感，对哥老会势力的强大深感惶恐不安，故派张奚若去湖北武汉商请派部队来陕驱除哥老会势力，后来井又支持张凤翙镇压万炳南及其部下哥老会骨干成员。
四、井勿幕与陕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
陕西新军即陕西陆军混成协（旅），是一九0九年春由常备军新改编的军队，故称新军。其初级军官统由军校毕业生担任。这时在初级军官中已有同盟会员四人， 即张作栋、朱彝铭（加入同盟会时间地点不详）、彭世安（留学日本军校时加入同盟会）、张光奎（在保定军校加入同盟会）。一九0九年秋，本省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二十三名学生回陕，分发各营队任初级军官，其中钱鼎、曹位康、党仲昭、张钫、张宝麟等五人都是在保定军校加入同盟会的。一九0九年，从日本军校加入同盟会的张益谦、张凤翙回陕分别担任新军二标教练官、协司令部参军官，并各兼任一个营的管带。此时，新军中同盟会员人数增加到十多人。再加上在保定成立的以同盟会员为核心的，以钱鼎、张钫为首的陕西陆军同学会三十多人都是初级军官，力量更强了。新军中的同盟会员没有成立同盟会组织，但他们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正如《西北革命史征》一书所说：他们“秘密运动军队，自成一派”（也可称为军校派）。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与陕西同盟会之间，互不统属，但会员之间却建立了不少良好的友朋关系，成了传递一些相关信息的渠道。一九一零年，井勿幕参加了大雁塔结盟以后，双方来往进入了相对正规的阶段。陕西新军起义的前两天（即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日），钱鼎亲自将新军计划起义之事告知陕西同盟会会长郭希仁。起义当晚，郭希仁到起义指挥部参与工作。新军起义过程中，陕同盟会在西安的会员，就陆续接到郭希仁的通知，到起义司令部报到。成立军政府时，为数不少的陕西同盟会会员被安排到军政府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井勿幕也被军政府安排任陕北安抚招讨使职务。新军起义，井勿幕策动的渭北各地迅速积极响应，有力地支持了陕新军的起义，推动了全省各地起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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