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权先生，对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推断为啥出错呢？我们从民权先生《先烈勿幕先生的历史定位》一文，看出了原委。
其一是说，“勿幕先生前期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工作”确定了他的历史地位。王文说：“虽然西安起义的时候，先生（指井勿幕）不在西安，起义临时由张凤翙、钱鼎、张钫诸贤所发动，但是倘若没有先生前期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工作，这可能吗？即便发动了，它能成功吗？”这就是说：不管勿幕在陕西新军首义时在与不在、做没做工作，由于他前期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他就是这场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首功都应归于勿幕。在起义以前，勿幕确实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其他革命组织及其代表人物也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我们都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认账，不能把其他组织的代表人物所做的工作，都记在井勿幕一个人的功劳薄上。这里，特别还要搞清楚的是：陕西辛亥首义，是陕西新军的起义。勿幕和陕西同盟会对于陕西新军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实际上，他们与陕西新军内以同盟会员为核心的陆军同学会所做的工作相比较而言，远没有陆军同学会的工作那样深入，那样全面，那样富有成效，特别是具有哥老会员、同盟会员双重身份的钱鼎、张宝麟两人的工作尤为突出。要知道，新军中的同盟会员是自成一派的，他们多是在各军校加入的，他们与井勿幕领导的陕同盟会并没有统属关系。钱鼎和张宝麟并不是井勿幕派在新军中的代表，他们自主联络哥老会、发动新军的功绩不能全记在陕同盟会和勿幕身上。陕西陆军同学会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陕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大部分是同学会员担任，他们手中掌握一定的兵权，并与哥老会连成一气，起义就成功了。当时的革命组织有三家，不要认为只有陕同盟会一家是革命的，其他都不是。我们既要肯定勿幕在前期的大量基础性工作，而同时更要看到陕新军中以各军校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为核心的，以钱鼎、张钫为领导的陆军同学会，在联络哥老会发动新军方面所取得的绝对功绩。陕同盟会对陕西新军是做了一定工作，但远没有新军中的同盟会员、陆军同学会员在联络哥老会和发动新军方面那样深入、全面、广泛和成功。陕新军起义的工作基本算是做到了水到渠成。张凤翙、钱鼎领导新军起义是通过林家坟会议公开正式推选决定的，而不是临时的决定，完全符合法理程序。王民权先生说：“起义临时由凤翙、钱鼎、张钫诸贤所发动。”那么“临时”之说是谁定的?我们从郭希仁、朱叙五、党自新、张钫等人的回忆文章中，没有看到“临时”一说，我没有找到“临时”说法的依据。那么，既然张凤翙、钱鼎、张钫是“临时”的，那个正式的应该早早上台，可是直到辛亥革命结束时，那个“正式”的还没有见上台。实际上“临时”之说仍然是“密嘱”和“委托”的翻版。要知道起义以前，钱鼎在新军内就已经被公认为革命的领导人，张凤翙是钱鼎举荐经大会正式通过的。成立军政府时，也是经过反复协商讨论才正式确定下来的。“临时”之说是没有依据的。那个所谓“正式”的始终没有上台的经过什么正式合法选举了吗？
陈晨先生的“井勿幕—陕西辛亥首义第一人”一文，立论的最主要依据是并不存在的所谓张聚庭向陕同盟会负责人传达总部命令，做出起义决定一事。这个事实不存在了，就和民权先生一样，只有把勿幕在秘密运动时期所做的工作做为“陕西辛亥首义第一人”的论据了，这当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其二是说，以当事人张凤翙对井勿幕的评价为依据。王文说：“1944年辛亥革命26周年纪念日，凤翙先生在接受著名记者梁益堂采访时讲：说道陕西的革命运动，大功应归于井勿幕和郭希仁俩先生。其对于革命的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而他只记得开初那天（即起义当天）的一些景象。这是历史的真相，而不完全是这位前辈客气的谦词。如此重要的史实，如此难得的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和证言。”王文非常重视凤翙这段话的回忆和证言，有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证言，似乎对于井勿幕在陕西辛亥革命首功的定位就没疑问了。我们还是要说，历史定位的结论还是要以史实为依据，离开史实，哪个说了都不能算数。王文只强调凤翙前面的话。可是张凤翙后面还说：“只记得开初那天（即起义当天）的一些景象。”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咋样理解呢？我们可否这样理解：这句话是说：起义当天没有井勿幕参加，起义以前井勿幕的情况他不知道，起义以后井勿幕是在他领导下开展活动的。不然，又该咋样解释？总之，张凤翙给井勿幕的历史评价的说法颇让人费解。井勿幕“对于革命的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这句话是对的。“说到陕西的革命运动，大功应归于井勿幕和郭希仁俩先生。”与“只记得开初那天（即起义当天）的一些景象。”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奥秘。所谓“大功应归于井勿幕”这句话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种证言岂能让人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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